国外讯息，可以在他那小册子的《前言》里读明白，原来这两本重要的政治文献竟然先行泛起在美国的报章上。不少疑点令他“有很多地方尚需要一些精细的解释”，因而他自荐来写那么一万多字。他也关心外国人对中国是情的胡说八道，居然在同时期的《纽约人周刊》有篇《黄祸日记》说西安事变是“蒋，中国的首相，到张那里去借一杯鸦片……而被绑票……”引起他无穷愤慨。 战役间断了他的诗路。沦陷时期的压抑沉潜，抗击败利后的嘈杂浮躁，他没能致力于学问。倒是解放后，关了书店卖了厂，原认为在那物是人非的变迁中，他与为之奋斗半生的文学再也无缘了；想不到苍天赐赉契机：峰回路转，他又拾起了笔，尽情施展其双语上风，翻译出几本外国文学名著。半生的文学流动精炼了他的文字与诗句。老来，他让雪莱、拜伦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麦布女王》和《青铜时代》以中文来吟咏，赢得了读诗人的赞诵。特别是译他心仪的英国诗人的佳作，在转换语言之际，学到他们诗的创作之微妙，享受他们诗的意境之美妙。从他学写新诗开始懵懂，逐渐成熟，到写抗战诗歌，研究新诗理论，走过五个时期；而经历把英诗重生到中国文字语境里的工作，是他的诗探索行程的第六个时期。人们或许没有留意到那本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玛丽·巴顿》，其中英诗和民谣多达半百。邵洵美为之付出的心力可以想知。因而他译的著作并未几，却能获得较高的评价。 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邵洵美有经验，但他翻译从不草率从事，他翻译前老是当真仔细地作预备。早先，在《一朵朵玫瑰》以及多篇译作的小记、注释里看得到； 读《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的《译者序》，我们更能够体会他当时的努力。他花了很多时间做前期工作：了解雪莱的生平，他的家庭环境，时代背景，他的著作，他的思惟，他的诗和他对诗歌的见解，特别是他把这个神话的结局作了改变的用意，那是贯串全剧的普罗密修斯的精神。他还要读作者的原序，他夫人对此书的“说明”，以及一般批评家对雪莱的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对他的论断等。然而邵洵美在决定动手之时，发现翻译这部诗剧还有一个极大的难题，也是五十年代翻译一切外国古典文学所存在的难题，那就是缺乏参考材料的题目。他想到，外国的古典巨著，尤其是年代久远的作品，不论在字义方面，句法方面，都可能已经起了相称的变化；当时流行的口头语良多已经失传；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服装、建筑等，在普通的辞书上不一定能找到解释，必需依赖各种专门的著作；翻译这部书的专心之处极多，甚至连标点也不能放过，那有关字义的阐明和句法的组织部署；而这部著作的排印错误一向是专家们争论的目标。雪莱自己的标点和诗句又素来不依常规，他的标点符号，与其说是听从文法的划定或是阐明词句的意义，不如说是供应诵读的参考，或是当作韵节和语气的标志。众多疑难眼前他只有求助于老友。那个年月，我国各处藏书楼所保留的关于外国古典文学的书籍，大部门只供应学校教材的应用；私家的珍藏凭各人兴趣，零碎而无系统。在邵洵美的“案头随笔”里有他的工作记实1955年5月12日写道：“本日收到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信，将翻译计划寄去……” 1955年5月20日写道：“我已决定译《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数日前曾专致信增嘏兄（全增嘏），乞伊将复旦藏书抄示。本日得回信，十分欣慰，增嘏诚老友也！目录如下……（共八本书）”佩玉夫人称赞他：“翻译这本书，他最最用功！” 新中国诞生后他结束了出版事业，译书成为他最后的G口手段。可是他译书非为“稻粮谋”，即使在出狱后患着严峻的肺心病，在呼吸难题的折磨下勉力工作仍是如斯。我们从施蜇存的《闲寂日记》读到，1962年那位真挚的老友多次去探望抱病译书的他，多次为他借书提供参考资料，包括“有关Shelly之书二册”，“ J.p.pater所作《论存在主义》一书”，“ Horace集”等，可见贫病交加的邵洵美译书依然无比考究，还一如既往地当真做译前的作业。 翻译外国名著是他解脱肉体痛苦的精神享受，病魔捆绑他的躯体，捆绑不住他的思维。译书的过程支撑他贫病中脆弱的生命，精神得以升华。泰戈尔《四章书》是他最后的译著，稿纸上不少涂涂改改，说明尚不决稿。扭曲的笔迹看了令人揪心，他是在病痛的挣扎中一字一句地斟酌着。这本最后的译著，伴随断续、窘迫的咳喘声，带着对志摩挚情的回望，笔尖流洒出对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点企望。他还想再梳理一遍……没有可能了！……就这样，奉献给读者，译者邵洵美，放下了他的笔。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