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所说的“信、达、雅”，并非翻译的标准，而是要指明翻译的“难处”：
“译事三难: 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严复明确了“信”和“达”的统一关系，它们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求信为译之本，同时必须考虑通达，若译文诘屈聱牙让读者完全看不懂，就“译犹不译”了。根据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的理解，“信”、“达”、“雅”出自佛典的“信”、“达”、“严”（释为饰，即雅），三者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信”处于统摄全局的地位：“译事之信，当包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信、达、雅”之说的历史渊源、学术内涵乃至与国外译论的相互参照阐发的可能性不乏热烈的讨论和争议。学理上的推敲，并不总能够解决实践中的困境。即便是天才的翻译家傅雷，也曾感慨“真要做到和原作铢两悉称，可以说是无法兑现的理想”。在翻译的学习和训练中，我们不妨从这个“无法兑现的理想”中暂时抽身，琢磨一下“译事三难”的这个“难”，根源到底在哪里，有哪些解决之道。
回到《天演论·译例言》，就在“译事三难”这句之后，严复接着说：
“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海通以后，晚清士人开眼看世界，学习外语乃至留洋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严复却敏锐地指出一个问题：这些懂外语的“象寄之才”，译书的水平往往不敢恭维。社会上不乏双语人才，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这个问题其实到如今依然存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提高，海归人才比比皆是。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懂外语就等于会翻译。也有不少外语学习者自信满满，刚学了一些语法皮毛，捧着字典查几个生词，认为自己就可以做翻译了。更有甚者，将机器翻译的文字稍作修改，一篇译稿就诞生了。
事实上，在翻译这项工作中，外语能力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译者知识结构和译学修养的欠缺，往往是造成误译的根源：“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浅尝，指译者的学问做得不深；偏至，指译者懂的知识比较专门，翻译专业之外的文本就很难处理好；辨之者少，指懂得辨别译事三难的人不多。换言之，好的翻译既要是个专才，也要是个通才，还得有相当丰富的翻译经验，深知其中甘苦。
学问做的过浅、过偏，都没法做好翻译。用一句很多翻译专业同学都听过的话来表达，就是要“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这是赫胥黎的名言，并不针对翻译这个职业，而是泛指所有人的成长。这个“通才+专才”的模式，也只是一个理想。毕竟，再博闻强记，也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极深研几，也不可能明察所有深奥隐微。赫胥黎的话里头有个不可忽视的动词：try（努力/尝试），努力是态度，尝试是行动。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说自己“字典不离手，热汗不离身”，就是表明了这个态度。朱生豪在动荡不安的危困环境中，笔耕不辍，矢志译莎，就是付出了这样的行动。这个try的态度与行动，便是破解翻译之难的第一步。
翻译，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每一个特定的翻译任务，都是对译者知识面和专业水平的挑战，是对译者学习和研究能力的挑战，也是对译者职业态度和操守的考验。从长远来看，译者的学养是做好翻译的保障。实际翻译中，总会出现文本内容超出译者现有知识储备的情形。如果足够认真，通过阅读相应的专业书籍，査阅有关资料和工具书，能够吃透原文，译文就能避免不少低级错误。
话说回来，人的知识结构、理解能力乃至时间与精力毕竟都是有限的，译者需要有to try的态度和行动，也需要有not to try的智慧和判断力，明白哪些翻译任务是自己可以胜任的，哪些是可以尝试的，哪些暂时是mission impossible。这是一个“辨”的能力。
在现实中，读者依然会希望翻译做到“信、达、雅”，翻译合同中还是会出现“信、达、雅”的条款。面对这样的期待，译者往往觉得很有挫败感，好像翻译是一项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注定失败的任务。面对“信、达、雅”的迷思，也许我们更应该牢记严复先生同时提出的三大问题：浅尝、偏至、辨之者少。如果自己尽力做到细读、泛读、明辨，翻译出的文字也应当会更加妥当。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我想，这不但是解决翻译之难的良方，也是解决所有学问之难的办法。
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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