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的理解，翻译问题该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解构问题。从翻译的外部来讲，翻译发生在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交界处，翻译本质上只能是一种重构，被翻译而成的已经是另外一个文本，而不可能是原来的文本。这不是典型的解构么？德里达在《书写和差异》里将颠覆的矛头直指传统的书写模式，直指其中的单线逻辑、绝对知识或绝对真理，也就是所谓“逻各斯中心”。在德里达看来，书写不仅产生差异，同时也为差异所产生。也就是说：在书写过程中，书写自身会产生分裂，逻辑不断生出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出非逻辑，理性产生出非理性，从而导致自身差异的产生，所以，总是存在着他者，——某种未知的东西。由于有这个“他者”的存在，书写才需要说、需要写。正是因为存在着差异、差异的出现，才要把那些“与他人不同的东西”写出来，这些东西对于他人来说也是他者，——是他人所未知的东西，对于书写者来说，则是他自己过去的他者，——他过去不知道的东西。简言之，书写就是说出不知道的东西，否则就只能是老调重弹。这里，德里达所要颠覆的，还是传统上那种封闭性，那种百科全书似的自信。
从差异的角度来说（或许还是“需要”的角度），我们不难理解，正是在那些“不可翻译”的地方，存在着翻译的必要性。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也正是这样，正是那些似乎不可翻译的东西吸引着翻译者，一句话，“正是那种抗拒翻译的东西在召唤翻译”。极端地看，问题仿佛就只是这样。而那些似乎轻易就能够翻译的东西，正因为有其“可译性”存在着，问题往往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人们也就没有什么谈论它的兴趣。所以，人们更乐于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更喜欢谈论诗的“不可译性”，弗罗斯特的名言不需署名也无人不知（我也看到有人考证，弗罗斯特并未说过这番话，那就是以讹传讹了）。而对于另外的一面，“诗歌是翻译中剩下的东西”，人们就不愿意多想了。在我看来，诗歌翻译就是在这二者之间走着钢丝，困难，但因此更有意义；特别是诗歌翻译，简直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其实，大谈“不可译性”，除了增强一些必要的警惕性以外，并无多少意义，因为否定总比建设容易。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有一次，我针对种种所谓回归、复古、保守的声音，——在这种声音里，诗的翻译和翻译诗，特别是所谓翻译体诗，都成了他们首要的靶子，“当然”，我说：没有什么不可以成为靶子的，只要你打得准。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大肆侮辱所谓翻译体的。我可以说，没有翻译、没有与翻译同步的新文学运动，我们很多话至今都不会说、不能说，因为连基本的语汇和语法都不会有。
翻译体在翻译中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孰知其不是功过参半？而所谓翻译体在原创中的流行，干翻译何事？我以为，该检讨的是本土诗人们自身。翻译文本不能取代本土诗人的创造这是肯定的，但谁要以为今天本土诗人必须关起门来，那就请他关起门来吧；问题是，门如果是永远关闭的，那其实已成为墙的一部分。而翻译，正是、也只是一扇窗户，就是牢房，也是该有一扇窗户的吧。”说到底，在一些问题上（比如诗歌翻译），很多人其实是只有“意见”并无“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什么事情他都要“表示”一下，他有“态度”，他不过喜欢能有一点出于态度的意见，而不是持有什么能够称之为真知的看法或见解。既如此，怎么能够当真呢，根本不值得认真等待。
翻译者应该是一个具有谦卑美德的人，臣服于他的翻译对象，站在他的身后，传递他的声音。翻译作品就仿佛是原作者和翻译者表演的双簧节目，背后的人越是不让观者意识到他的存在，越是只关注到在前台表演的那个人，他的表演，他们的表演，就越是成功。多年前看那些译制片，当我们忘记简爱，冉阿让，佐罗在说汉语时，我们是忘情的，译制的配音电影是最成功的。
翻译不失为一种强制性的慢读。在慢读中随着作者去理解并理解他笔下的对象。理解越深入，创造性转换才能越“达”越到位。改一下斯宾诺莎的话就是，要一起哭，要一起笑，要真正地理解。翻译最好不是译者沾作者的光，而是作者沾译者的光。此非狂妄，而是理想。有点理想总是好的。虽然说翻译者不能有自己的风格，但事实上肯定会有，也就是打上自己的烙印，或多或少，没有，是不可能的。所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来译更恰当，其中会有某种暗合。
翻译中也有神来之笔，但那属于心灵感应的时刻，灵感的时刻，创造的时刻，至福的瞬间。更多时候，只是勤勉的理解和传达，是劳作，是满怀虔诚敬畏的奉献与牺牲。述而不作，不是没有作，更不是不想作，是隐约领会了最高存在的意志，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们也说修改、修正、修饰、打磨、提炼，但是，似乎只有我们还说“润色”，这是我喜欢这个词的原因：使灰暗的显出颜色，使暗淡的放出光芒。
翻译要做的，与其说是翻译文本，不如说在翻译一种文本之外的东西。文本要么是不必要的，要么是不可能的。那么多的翻译，真有必要吗？或者说价值几何？无论是出于互证，还是需要互补，精神上的需要总是第一位的。翻译几首诗是容易的。可是，有什么意义呢？
翻译，作为一种知难而上的实践，永无止境。说到底，翻译还是需要信念。首先是对于不同文化的信念，相信即使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语言里，变乱了口音，人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相似的精神宇宙之中，有着能够相通的心灵。这是巴别塔的信心，相当于是本体论的信念。其次，管它多么不同的表达，多么曲折的意义多么诡异的修辞多么复杂的句法，以及多么幽暗的蒙蔽，只要理解的光线足够强烈，总是能够穿透，并能找到出口，也就是：转换的措辞。这相当于是方法论的信心。保持这二个层面的信念，如此，“正是在那些不能翻译的地方召唤着翻译”才是一句豪迈而安慰人心的话。对于给我养分的翻译家和翻译作品，我永远保持足够的敬意。坦白地说，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真正受益的还是我本人，它让我如此近距离地接近和感悟诗的奥秘，感悟异质文化的魅力。
转自网络，作者：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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